第一财经日报：贫困人口增多背后的扶贫使命

新华社近日刊发了一条消息，称扶贫标准大幅提高后我国贫困人口增加一亿。乍看这条消息，以为扶贫标准又有调整。其实，新华社此稿提及的提高标准，指的还是去年底扶贫会议期间的那次调整，只不过有了更详细的梳理。

据此调整政策，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按照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从2688万人增加到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的13.4%。

事实上，多年来，扶贫标准一直在不断调整中，即不断提高标准。而伴随着标准的改变，贫困人口的数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也不难理解。贫困既是个绝对概念，也是个相对概念。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贫困绝对人口逐渐减少——这个过程，也确实反映了中国扶贫的巨大成就。

不过，对于扶贫标准的变化，也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一是随着货币实际购买力的变化，若是固守老标准，则中国将会无贫困人口，这显然与现实不符合；二是与国际标准相对照，中国的扶贫标准确实需要在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有个不断提升的过程。

不同阶段的扶贫，其实目标也不一样。条件差的时候，让贫困人口能够吃饱肚子，便是不错的目标了；而到了今天的发展阶段，仅仅满足于温饱显然不够，在此之外，还要助其脱贫致富、提高发展能力及缩小发展差距。扶贫标准的提高，也是国家财力提升之后用于促进社会公平的体现。

扶贫是永恒的使命。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社会中，贫困人群都是社会的伤口。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要看其最高水平和平均水平，也要看其最低水平——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怎样，贫困地区的发展程度如何。在这个意义上，贫困人口范围扩大，也并非定是坏事，反而显示出政府、社会对贫困人群的关爱与重视。

传统上，扶贫主要通过财政资金的扶持。扶贫投入各地不一，富裕省份一般自己解决资金，贫困省份则更多需要中央财政支持。随着扶贫标准的不断提高，各级政府用于扶贫的财政拨款，必定也会相应提高。无论如何，这都是能够赢得民心的德政。

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经济转型不易，不是将中国发展逼到“陷阱”边缘的唯一因素。这个时期，也恰是社会矛盾凸显期，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化加剧、基尼系数上升。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加上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蕴含着可能的社会危机。而扶贫力度的加大，对于消弭此类问题不无裨益。

比如贫困人口生活条件的改善，在社会意义上，将逐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在经济意义上，则有利于内需的扩大，进而有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按照目前的贫困人口数量，一亿多贫困人口的脱困能够产生的积极能量，不可小视。

扶贫的意义毋庸置疑，如何有效扶贫却是大问题。多年来，扶贫资金上暴露出的问题，是监管不到位。扶贫中的腐败现象并不少见。有的是直接贪污钱财，有的是机构、部门不恰当地打起了扶贫资金的主意。在一些贫困地方，扶贫资金很难最终按照标准到达贫困人口手中。贫困县里盖上了豪华办公楼的新闻，过去绝不鲜见。有些地方为了争夺“贫困县”的名额，出现过近乎丑闻的闹剧。

有效扶贫，也意味着，既要加大扶贫资金的投入力度，也要在消除贫困人口的能力贫困上更多做文章。扶贫强调“不变”与“变”——扶贫作为永恒的使命不可变，但是，扶贫的方式要从简单地给予资金帮助，转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来。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通过发展扶贫项目等方式，结合政府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力度，最终解决制约贫困人口发展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