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股”不如“炒碳”？

    ■ 本期嘉宾：

　　侯宇轩　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

　　吴力波　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春彦　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

　　编者按：

　　作为全国首批七个碳交易试点省市之一，深圳碳交易市场6月18日启动，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正式开市交易。启动后，国人即可像炒股一样开户炒“碳”。在股市阴雨连绵之际，即将出炉的碳交易市场引发投资者高度关注。

　　不过，有观点认为，个人参与“炒碳”并非没有风险。也有市场人士担忧，深圳碳交易市场或步欧盟碳交易机制后尘，无法起到减缓气候变化作用，仅仅让温室气体可供交易这一理念深入人心，成为一个投机市场。

　　话题一

　　深圳模式VS欧盟模式

　　中国服务业能耗量还在快速上升，因此中国减排引入“碳强度”概念，兼顾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两大目标

　　深圳碳排放交易体系建设是以“碳强度”下降为目标。所谓的“碳强度”，就是单位工业增加值的碳排放量（企业碳排放量除以单位增加值）。而据了解，全球最大的碳市场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则是从绝对总量进行控制。那么，这两种模式哪个更好？

　　刘春彦：欧盟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提出了8年的执行时间，减排目标为到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0%，这是个绝对目标。

　　2005年1月，欧盟正式启动实施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落实温室气体排放交易。EU ETS建立了总量管制和配额交易的制度，对各成员国的排放设置限额，成员国则将减排目标分解到国内的排放企业，明确减排上限，实行强制性的温室气体减排。

　　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对目标相比，如果能够彻底执行，欧盟的绝对目标对减排更有约束性。

　　李志青：欧盟政策目标强调绝对目标，因此欧盟碳排放体系建立在与此相对应的总量控制上。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构想，源自于美国经济学家阿罗最早提出的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平台，这个交易平台的基准是“总量控制”，即在总量逐渐下调的基础上直接交易排放量，所以这个交易体系又被叫作Cap-and-Trade交易体系。目前欧盟的ETS和美国加利福尼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都采用这种交易体系。

　　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承诺到2020年时，将碳强度在2005年的水平上削减45%。中国的政策目标以相对目标为基础，深圳碳排放交易体系建设是以“碳强度”下降为目标。

　　中国与欧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欧盟早已完成工业化，排放峰值已经出现，但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还没有完成，服务业能耗量还在快速上升，随着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对能源的消耗也比较大。因此中国减排引入“碳强度”概念，兼顾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两大目标。

　　侯宇轩：碳交易市场是政策干预性很强的市场，中国碳排放交易要谨防步欧盟碳交易机制的后尘，就要吸取欧盟碳交易机制经验。在经济不景气时，欧盟碳交易市场萎缩，但没有及时作出碳排放总量限制的相应调整。

　　吴力波：欧盟发达国家采取的是绝对消减碳排放总量，深圳碳交易体系则是考虑到碳排放强度总量控制与经济发展空间两方面相结合，深圳的碳交易体系是给纳入名单的企业设定碳配额，超出配额则要向市场购买，否则将面临罚款。

　　话题二

　　排放配额是否合理

　　从欧盟等市场来看，通过较为宽松的限制排放额度设计还是让企业在较少负担的情况下，参与到了市场，是发展碳排放交易机制的有效策略

　　深圳碳排放权交易现行的配额免费期是三年，但三年后企业碳排放超额就得向市场购买。此次被纳入深圳碳排放限额试点的有635家公司，根据调研，首批635家工业企业2010年碳排放总量为3173万吨，根据计划，635家工业企业2013年至2015年三年中获得的碳排放配额总量合计约1亿吨，其中今年配额为3320万吨，碳强度为0.811吨/万元；2014年碳配额为3378万吨，碳强度为0.754吨/万元；2015年碳配额为3478万吨，碳强度为0.707吨/万元。根据这组数据，与2011年相比，至2015年深圳市碳排放配额总量将增长5.4%，碳强度将下降23.7%。

　　这样算来限制排放的水平高于当前的排放量，这样的配额水平是否合理？有观点认为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从一开始就因额度过于宽松而受到削弱，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刘春彦：深圳乃至全国的试点刚开始，目前还很难判断配额水平是否合理。

　　当然，如果免费配额分配过量，那么可能导致企业没有承担太多实际成本，进而行业不受碳价格变化影响，因此应当逐步将免费分配转变为拍卖。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共分为三个交易阶段。第一阶段交易（2005年至2007年）作为实验性的阶段，排放配额为22.98亿吨，95%以上的配额为免费分配。为保证减排义务的履行，欧盟规定：实际排放量低于分配配额的企业可进入市场出售多余指标；而实际排放量高于配额的企业，则需要从市场上购买其他企业出售的排放权，如不购买排放权将被处以每吨40美元的罚款。在第一阶段，企业的履约率很高，欧盟整体温室气体排放量有所下降。

　　欧盟的碳交易市场成交量低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并不单单是因为免费额度过度发放。首先，宏观经济衰退是最大的因素。欧盟的企业面对较大的经营风险，甚至破产，企业没有余力来做环保。其次，碳排放市场依然是一个分割的市场，配额是由当地政府分配，为交易的流动性带来不便。

　　李志青：深圳试点出现限制排放的水平高于当前的排放量的现象非常正常。目前的重点并不在于通过交易机制大幅缩减排放，而是把机制建立起来。

　　可以说交易机制的建立还有很多障碍，免费配额的发放以及限制排放水平宽松都是为了吸引企业参与这个交易市场。通过参与、熟悉、认识这个市场，灌输企业的碳排放概念，才能搭建起这个舞台。

　　深圳碳排放权交易现行的配额免费期是三年，但三年后企业碳排放超额就得向市场购买，这三年其实是一个过渡期。在过渡期中，对企业的教育意义大于实际减排意义。从欧盟等市场来看，通过较为宽松的限制排放额度设计还是让企业在较少负担的情况下，参与到了市场，是发展碳排放交易机制的有效策略。

　　不过，在试点期间，还是有很多细节问题需要摸索。如免费额度申请后，监管机构如何去核查这个数值等。

　　侯宇轩：具体排放配额的设定和分配，需要数据作为支撑。在技术上，碳排放交易能否开展的关键是准确核算每家企业的量。总量目标设计、企业配额分配等，都需要数据作为依据。而现实情况是，统计口径和渠道不同导致数据不匹配。依照欧盟经验，碳交易体系的搭建是一个“金字塔”结构，须从基础排放数据的统计，到技术和规则的配套，再到交易管理办法和管理平台的设计。而我们是“倒金字塔”结构，即先有国家目标、规划和管理办法，再一层层看需要哪些配套，甚至还没有基础数据作为金字塔塔底的支撑。

　　吴力波：欧盟碳交易市场低迷的原因主要是初期发放的排放额度过高，过高地估计了排放量的增长。再加上后期受到CDM（清洁排放机制）的影响，有一部分市场的供应是欧盟原来没有预期的；另外，很多大型企业不愿参与交易，企业认为交易成本太高，而且碳价波动比较剧烈，所以有意规避参与这方面的交易。

　　话题三

　　各地模式如何演变

　　每个产业的能源利用率不一样，碳排放的需求也会有差异性，要结合特点做好碳排放配额分配

　　除深圳外，此次碳排放交易试点城市还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省和湖北省。相比全国其他城市，深圳没有重化工、钢铁、火力发电等二氧化碳的大型直接排放源，如何通过建立市场机制，让一大批“间接排放源”实现节能减排，将是深圳此次试点的意义所在。其他试点城市基于不同的产业特点，碳交易体系是否会有所不同？

　　李志青：这正是试点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试点城市地区的选择上，较为分散，各个地区以及城市也都有自身的特点。

　　北京、上海是大城市，虽然重工业已经向城市周边迁移，制造业带来的排放量逐步被控制，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城市中居民生活消费产生的排放量却在不断上升。因此，可能纳入减排机制既涉及生活排放也涉及城市产业排放等。

　　中西部地区很多省份正在加速工业化，随着经济增长，排放量一定是上升的，这些地区建立的碳排放权市场机制就要考虑到直接排放源的节能减排。

　　其他的城市、地区也有自己的特点，通过试点，最终会总结出一些共同的特点，形成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侯宇轩：要严格设计好碳排放总量。同时，每个产业的能源利用率不一样，碳排放的需求也会有差异性，要结合每个产业的特点做好碳排放配额分配，才能有效促进产业可持续地发展，从而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达到节能减排、控制温室气体的目标。

　　吴力波：其他试点城市的碳交易体系不会有本质区别，就是总量约束，工业企业有消耗一次能源的、也有消耗电的，但是计算排放量时都是包括了直接排放量和间接排放量的。具体的分配过程是按照历史排放水平，即根据历史排放量的2年或3年的平均值去计算，然后一次性免费给企业。在具体交易过程中，也没有针对高耗能和非高耗能之间有明显的规格差异，所以碳交易体系在大方向上不会有不同。

　　话题四

　　“炒碳”背离交易初衷？

　　投资者扎入市场“炒碳”的热情越高，有利于碳交易市场的良性发展，但其风险性较高，投机者须做好对碳交易市场规则的充分了解再入市

　　有观点认为，欧盟碳交易机制并没有起到减缓气候变化作用，仅仅让温室气体可供交易这一理念深入人心，成为一个投机市场。

　　深圳碳排放交易所已经明确，交易所投资者会员分两类：一类为个人投资，需要一次性缴纳会费2000元，每年交年费1000元，也就是说首次投资的门槛为3000元，在排交所开户的个人，不限深圳户籍，对于外籍人士能否入会，目前尚无相关规定；另一类为机构会员，一次性缴纳会费5万元，年费3万元。投机资金的介入对碳排放市场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积极推动还是拖后腿？

　　刘春彦：我们理解个人投资者可以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起到活跃市场、增加流动性的作用。但是这样的市场构成存在一定风险。

　　首先，碳交易的前提是碳排放权稀缺性，最关键的是要有个碳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没有碳排放总量控制的碳交易都是不可持续的。由于国内市场引入的是相对目标，而不是碳排放总量控制，那么政府派发的免费额度很有可能是浮动的，如果有政府增加或减少免费额度，那么定价就具有政策风险。个人投资者参与，判断碳排放权价格的依据是对政府态度的预期。

　　其次，企业一旦可通过交易剩余排放权获利，便会进一步加大减排技术开发力度，预期通过更多的剩余排放权交易实现获利。这样一来，随着科技进步，碳排放权的供应会越来越多，最终市场因供需不平衡而消失。

　　最后，个人投资者并没有碳排放权的实际需求，即便参与交易也是交易需求，是一种炒作行为，是纯粹的投机。

　　李志青：配额是否可以存储也值得探讨。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第一阶段规定，没有用完的配额企业不得存储——即把本年度的配额存放到下一年度延期使用，也不允许提前借支——即把下一年度的配额提前到本年使用。欧盟这样的设定就可以避免远期投机。

　　从深圳碳排放权交易所将两类投资者纳入其中，可以看出交易所是在打造一个碳排放权交易的二级市场，与股市一样，个人投资者也可以参与。但是仅仅是二级市场的繁荣并不能刺激企业减排。

　　制度建设的重点还是集中在最根本的方面，如排放权的定价是否需要政府托底等。

　　侯宇轩：如果碳交易市场交易量越大，流动性越强，那么投资者扎入市场“炒碳”的热情越高，这种投机行为也有利于碳交易市场的良性发展，但其风险性较高，投机者须做好对碳交易市场规则的充分了解再入市。

　　吴力波：在欧洲ETS启动时也是这种模式，有约束主体和非约束主体，非约束主体其实就是指没有排放约束的机构也可参与交易，比如投资银行、个人等其他商业者。这种资金的进入主要就是为了提高流动性，使市场形成一个更加有效的价格，所以对整个交易市场的前期确实有很大的推动和影响。但后期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后，碳价格急剧下跌。不能让碳市场承载太多的功能，不能既要求它完成节能减排的任务、又要让它成为一个重要的金融市场。碳交易体系的发展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引入非商业主体参与交易一定要对其风险进行严格管控，避免过度的投机和炒作。

　　话题五

　　减排目标能否达成

　　中国在诸如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课题中，一不能回避，要积极参与；二是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盲目排斥，而是要开动脑筋

　　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承诺：到2020年时，将碳强度在2005年的水平上削减45%。碳排放权交易是否对减排有实质性作用？与此同时，影响减排进度的因素又有哪些？

　　李志青：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刚刚起步，不能抱有太高期望，市场的成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通过试点，我们需要解决不少问题，如能耗指标与碳耗之间的转换，其中涉及方法论、技术准备。

　　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应该为减排立法。2008年，英国发布了世界上第一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案——《气候变化法案》。该法案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削减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实现2050年削减80%的温室气体排放额。

　　当然，影响未来减排进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中国经济发展、企业准备情况以及国际压力等。

　　刘春彦：单单以碳排放权体系并不能刺激企业、地区乃至国际进行减排。

　　减排技术开发有可能是经济世界里最不经济的行为，一项技术从立项到实验，从试行到应用，其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如仅仅为了最终屈指可数的排放权收益，并不值得，也许企业只要花钱去市场买额度就可以避免减排的高成本投入。

　　因此，如果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设计不合理，就不能促使企业减排。

　　侯宇轩：由于能源利用率不高、温室气体排放量大，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通过碳排放交易试点，能够控制国内的碳排放总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量。让有能力减排的部门充分发挥作用达到最优化，让其他无法避免产生温室气体的企业在权衡比较优势下选择减排方式，能发挥资源的有效配置。

　　吴力波：启动碳排放交易试点，是在中国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背景”下实施的重要举措。中国在诸如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课题中，一不能回避，不能充耳不闻，而是要积极参与；二是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盲目排斥，而是要开动脑筋，贡献自己的思考、自己的创新路径。此次试点的意义，就在这里。更大更切实的原因，就是中国迫切需要减少空气污染，而空气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量飙升的罪魁祸首大致相同。中国主要城市及工业区的空气状况已经令国民健康告急，而且很容易快速演变为一场政治危机的全面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