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金融改革创新促自贸区投资贸易便利化

　　郭田勇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金融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银行业经营管理、金融监管等。近几年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多篇反响强烈的学术论文。

　　本期嘉宾：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郭田勇

　　2013年9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9日，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试验区以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为核心，辅之以机场保税区和洋山港临港新城，成为中国经济新的试验田，金融领域进一步的改革与开放也将在自贸区内先行先试。日前，记者就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一些问题，采访了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请他畅谈了自己的观点。

　　记者：上海自贸区是中国境内第一个自由贸易区，您如何看待它的成立？

　　郭田勇：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持续的发展。但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矛盾和困难，尤其是面对全球经济的重大变化，中国面临着“二次入世”、国际需求疲弱、劳动力成本升高导致产业转移和国内市场经济效率低下的问题。如今，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需要试验一些大尺度的开放，通过试验区的方式寻求制度上的创新，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往前推一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了。

　　上海自贸区实行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度、贸易服务、外商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多项改革措施，旨在以开放促改革，推动国内的改革，进而为更深层次的改革创造契机和条件；同时，进一步开放市场，以对外开放带动国内经济体制进一轮的改革，利用自贸区的改革和制度创新红利，给中国经济注入更多动力和活力。

　　记者：目前，最为市场关注的是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您如何理解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在试验区对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和对人民币可兑换项目和人民币跨境使用进行先行先试？

　　郭田勇：近年来，中国利率、汇率的市场化速度明显加快。现在中国已经吹响了利率市场化的号角，2013年7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利率市场化的第一步已经迈开，进一步的改革可以通过在试验区内逐步实行金融机构资产价格市场化定价，为未来中国金融全面开放和市场化提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最终实现利率、汇率市场化的人民币改革目标。但是，目前中国要实现完全的利率、汇率的市场化仍然存在很大的风险。

　　对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我国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中有清晰阐释，即在5年间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逐步实现。目前“十二五”规划已经棋至中盘，在自贸区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金融改革的必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其中完全可兑换和基本可兑换的资本项目达到了三分之二。如果区分主权货币，有80多项，其中三分之一已开放。上海自贸区成立以后，在自贸区内通过审慎推动部分“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的试点业务，试水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跨境资本流动，简化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手续，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甚至可以直接登记，大大提高便利化程度。这样可以探索面向国际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建立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全面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让企业直接以投资为目的，自由兑换人民币，方便资本跨境投融资，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跨境融资自由化；深化外债管理方式改革，促进跨境融资便利化，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促进跨国公司设立区域性或全球性资金管理中心。自贸区为进一步促进服务贸易发展和推动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积累经验，加速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整体进程，从而最终实现以开放促改革的政策目的。

　　因而，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改革对于未来全国金融改革特别是对利率汇率市场化建设及资本项目可兑换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性意义。但是同时也应承认，从当前市场化程度不高、可兑换程度有限的现状来看，如果自贸区实行完全利率市场化及资本项目开放，银行利率完全放开，存款利率可能高于央行上限；同时，资本项目放开，可能会存在热钱涌入的风险，这些都会吸引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吸引大量境外人民币回流至房地产市场，由此将带动房价上涨，而一旦资本大规模撤出我国，必然带来人民币资产价格的下跌，股市、债市、汇市和房市都将承受巨大下跌压力，这都有可能引发资本投机；而且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在准入门槛、行政审批等方面都还存在一定障碍。这表明要达到完全实现利率、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一最终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任何一项放开都需要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因而上海自贸区初期单独拿出来做资本项目自由化、人民币自由浮动等试点的可能性并不大。

　　记者：为进一步促进跨境投资和贸易便利化，上海自贸区在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增强金融服务功能方面有哪些举措？

　　郭田勇：一是允许在区内建立面向国际的交易和服务平台,推动金融服务业对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适时设立有限牌照银行，并允许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开办离岸业务。

　　目前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抢滩”自贸区，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招行、上海浦发银行和平安银行八家中资银行，花旗和星展两家外资银行和交银金融租赁一家金融租赁公司入驻自贸区。

　　自贸区通过试点，使得银行获取离岸金融资格，从事各类跨境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业务，开展离岸人民币业务，有利于银行形成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带动整体国际业务和客户“走出去”服务的提升；同时自贸区银行分支机构将和境外银行享有同等待遇，为银行加大业务的创新和试点力度，试点综合经营提供难得的“练兵场”。随着境内外资金流动渠道的进一步打开和在岸、离岸业务功能的进一步完善，客户的选择余地将更为丰富，银行提供的金融产品也会有更大的组合空间。

　　就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各自的优势来讲，在自贸区开展银行业务，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各有千秋。

　　首先，对中资银行来说，上海自贸区内金融领域的放开将帮助国内银行突破现有业务格局，中资银行可以利用自贸区内更加优惠的贸易投资政策带来的巨大的投资容量以及庞大的企业数量所带来的巨大的贸易和投资的融资、结算服务需求，形成很强的市场潜力。同时中资银行可以利用在客户方面积累的强大关系，在这些业务中争得一席之地。因此，中资银行在此开办各种在岸、离岸业务对提升经营水平、盈利能力都将具有很好的带动作用，后发优势也会更强。

　　其次，对于外资银行来说，外资银行本身在境外业务上具备传统优势，也擅长金融产品创新等。同时，上海自贸区设立提供的各项支持外资银行的金融政策不仅简化了原先冗长的设立子公司审批程序，而且允许外资银行提供金融交易清算服务，会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也可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对于已在国内本地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整体是一个利好消息。合理的预期是有些在境内不能做的业务可以在区内做，因此不是业务的替代关系，而是可发展新的业务范围。而在产品方面，自贸区可以借鉴国际上比较流行、比较有效的，而且比较容易监管的那些产品，这些产品外资银行更有经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外资银行可能更有机会。

　　尽管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对银行业来说确实有一些商机，不过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金融只是贸易配套的话，银行的商机会比较有限。自贸区对银行的深层影响则仍有待时间检验。

　　二是支持开展人民币跨境再保险业务。

　　自贸区如果允许外资保险直接进入，随着时间的推移，境外保险产品有可能会直接面向境内居民，这一方面能为境内居民提供多样的选择，另一方面将对境内保险企业格局带来冲击。相比境内的保险机构而言，境外保险无论是在保费还是服务方面都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一旦保险业向外资开放，产品将成为外资保险企业的独特优势，并以此影响境内保险企业格局。

　　记者：上海自贸区作为一个以贸易为核心的改革试验区，自然也包括贸易背后的资金流动、贸易结算、贸易融资、离岸业务等一系列创新金融活动，对此应如何进行监管？

　　郭田勇：有必要出台相应的监管配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相应金融监管的市场准入监管和相对独立的金融机构运作监管体制。

　　目前，自贸区内的监管主要实行所谓游资型的模式，即一线（国境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与非试验区的连接线）高效管住，区内便利和自由。

　　一线（国境线）金融监管逐步彻底放开的顺序，应按照金融领域开放贸易自由化相关性及风险高低，相关性越高、风险越低的领域先放开。如自贸区成立初期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鼓励企业“走出去”；中期会放松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管制，助推人民币国际化；长期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先开放流入后开放流出，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逐步以价格型管理替代数量型管制。

　　在自贸区内二线（与非试验区的连接线）高效管住，进入自贸区内的企业要遵循同样的游戏规则，不管中资、外资还是合资企业，包括中资、外资银行都应一视同仁，拥有同样的设立条件和经营自由便利。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要禁止一些金融机构放开以后以离岸业务的名义开展在岸业务。这就要求监管机构在金融机构准入相对来说比较便利的调节下，强化对金融机构的事中、事后监管，强化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能力，风险监测，风险管理和控制。

　　总之，上海自贸区金融领域的一些试点将会是未来中国改革试验的一个窗口。其对中国的意义关键在于两点：一是中国寻求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道路，特别是服务贸易领域和投资领域要进一步对外开放，通过先行先试和金融创新来大幅度提升货物贸易便利化，进一步扩大服务业的开放，通过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扩大服务业开放，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二是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作为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先行先试的一个重要平台，通过监管模式的创新，很多制度创新可以在未来几年内通过逐渐向全国辐射和推开，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新的制度体系，以成为贸易模式创新、投资开放创新、离岸型功能创新、政府管理服务创新的“试验田”和示范区，建设一条能够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建设的道路。最终，随着自贸区跨境人民币结算的试点、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的推进，将推动上海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进而提升上海在离岸金融中心和亚太金融中心上的竞争力，而且未来资本市场的狂欢或不仅仅局限于上海本地，随着自贸区试点的不断扩散，天津东港保税港区、重庆两江新区、青岛保税港区等金融创新高地或将掀起新一轮行情。

　　自贸区的核心是以贸易为主，建立自贸区的根本目的应是致力于削减贸易交易成本，促进中国的商品、服务贸易进一步发展。金融领域的改革试验都应是为配合贸易领域开放的，为满足贸易和服务投融资的需要。因此，从上海自贸区的核心目的来看，这些金融改革试点绝不会一次性地全部放开。上海自贸区挂牌初期对银行业的深层影响也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其能够启动的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利率汇率的市场化金融改革项目也可能有限。自贸区采取先挂牌再逐步规范的策略，逐步放大金融机构在自贸区开展业务自由度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