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发布时间：2010年01月22日
唐朝(618～907年)以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期。隋末的农民大起义，《隋书·食货志》称之为“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可见起义的广泛性。战争使社会生产又受到相当破坏，人口也大为减少。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魏徵还说从洛阳直到东海边，“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可见破坏之惨重。唐初统治者注意恢复生产，缓和社会矛盾。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实行均田制，满足了部分农民的土地要求。同时，还适当减轻赋税。太宗即位(626年)后，以户口增减为官吏的考绩标准，还建义仓(义仓始于隋朝)以备凶荒，在灾荒时减免赋税。在这些政策的基础上使生产得到发展，人口不断增殖，形成了“贞观之治”。太宗死后，高宗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所以永徽年间(650～655年)号称有贞观遗风。但麟德年间(664～665年)以后，对外战争较多，奢侈风气日盛。高宗死后不久，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690～704年)，史称武周。玄宗即位(712年)后，开元年间(713～741年)励精图治，社会经济欣欣向荣，号称“开元之治”。天宝年间(742～756年)，政治渐趋腐败，使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渐趋激化。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起兵反唐，从此唐代转向衰落。
从太宗到玄宗，唐代维持了100多年的兴盛局面，手工业和商业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各种日用品都有作坊制造，以供市场需要。法令规定在州县以上立市，设官管理。最大的商业城市首先是东西两京，即洛阳和长安。长安分东西市，东市有220行，西市亦如东市，还出现夜市。洛阳有南市和大同市，前者有120行，后者有66行。“行”是商业的同行组织，有行头和牙人。其次是扬州和益州，有“扬一益二”之称《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此外，主要商业城市还有广州、泉州、汴州(开封)、州(治今江苏南京)、润州(治今江苏镇江)、楚州(今江苏淮安)、洪州(治今江西南昌)、江州、杭州、越州(治今浙江绍兴)、明州(治今浙江宁波)、荆州、鄂州等。广州仍是最大的对外通商的城市。非州县治地也有市场存在，有草市、墟市、集市、庙会等。武周长安二年(702年)，崔融曾描述了唐代商业、交通的盛况：“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洪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货往还，昧旦永日。”《唐会要》卷八六《关市》。同唐初的荒凉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唐代的邸店更为发展，开设邸店的有贵族、官僚、富商和外国商人。唐高宗时，富商邹凤炽“邸店园田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太平广记》卷四九五《邹凤炽》。。《唐律疏议》卷四说：“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表明邸店是供商人存放商品及经营商业的店铺。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曾“禁九品已下(上?)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禁止官员们与民争利。但各道节度使、观察使托名军用，仍在扬州“列置邸肆”，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再下令予以禁止《唐会要》卷八六《市》。唐代富商大贾的势力有了新的发展。传说邹凤智曾向唐高宗表示要买终南山上的树，每株树价绢一匹，树尽而绢未尽。
玄宗时长安有大商人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为“国之巨豪”，“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豪友》。王元宝被称为“王家富窟”，“器玩服用，僭于王公”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富窟》、《床畔香童》。也有传说表示要买终南山树的人是王元宝。富商大贾往往请托官府，以求私利。如开元十八年就有敕指出：“比来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求居下等。”《唐会要》卷八五《定户等第》。企图降低户等以逃避赋税。有些商人还钻营作官。唐朝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贸易极为活跃，许多胡商(西域商人)来中国经商，或在中国定居。长安的胡商都聚居西市。安史之乱时，田神功大略扬州，波斯商人死者达数千人《新唐书》卷一四四《田神功传》。。可见在中国的西域商人之多。以上说明唐前期商业的空前发展，但唐代的商业发展主要是在城市中，广大农村仍然具有浓重的自然经济色彩。这在以下讨论货币流通时将得到反映。
安史之乱前后经过九年，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人民死亡不可胜计，洛阳四周数百里一片荒凉。从此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加剧，藩镇割据，朋党倾轧，官吏专权。肃宗年间(756～762年)藩镇开始截留和把持税收。代宗即位(762年)后，今河北、山东境内各藩镇便各自维持独立局面，甚至和中央政权公开敌对。德宗建中二年(781年)藩镇之乱起，直到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才告平定。但实际上许多藩镇仍维持半独立局面。安史之乱期间，由于财政收入减少，唐政府便加紧了对人民的搜括。“科敛之名凡数百”，“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休息”《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肃宗即位后，即派御史郑叔清等到江淮、蜀汉向富商大族按资产征税，十分收二，称为“率贷”《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各道节度使、观察使也多向商人征税以充军用，或在交通要道及交易之处计钱收税，从此“商旅无利，多失业矣”《通典·食货十一·杂税》。。此外，又有折纳、进奉、宣索、召雇、和市等苛敛名目。在一片聚敛声中，刘晏于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始任户部侍郎，充度支、铸钱、盐铁等使。代宗宝应二年(763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广德二年罢相，仍负责财政工作。大历十四年(779年)总领全国财赋。他改革漕运，整顿盐法，实行常平法。在初任盐铁使时，国家的盐利收入为60万贯，到大历十四年国家财政收入1 200万贯，盐利收入超过600万贯，增加了10倍。刘晏还进行有效的物价管理，建立了一个高效率的情报网，能及时掌握各地的物价动态，做到“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建中元年，刘晏被宰相杨炎诬陷而被杀。这一年杨炎推行两税法，取代已经难以为继的租庸调制。两税法以原来的地税、户税为基础，按量出制入的原则决定总税额，以资产为标准确定各户的税额。地税征粮，户税征钱，分夏、秋两季交纳。两税法简化了税制，这是中国财政制度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农业赋税征钱超越了当时的时代，加重了纳税者的实际负担(见后)；而且统治者并未履行不再加税的诺言，新税不断，严重影响了两税法的效果。杨炎自己则在实行两税法的次年，即因陷害刘晏等原因而被赐死。建中三年，朱滔、王武俊、田悦等起兵叛唐，政府用度不足，约需筹措军费500万贯。当时卢杞当政，决定向商人借钱，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负责此事。凡资本超过万贯的，万贯以上的钱都借给政府。京兆少尹韦桢、长安丞薛萃大肆搜括京师富商，“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一共才借到88万贯。韦桢又从“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长安为之罢市”《旧唐书》卷一三五《卢杞传》。《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二》为初“借”到80万贯，后“又取僦柜纳质钱及粟麦粜于市者，四取其一”。。结果只借到200万贯。朝廷又推广淮南节度使陈少游的办法，两税钱每贯增收200钱。赵赞又奏准对商人财货，计钱每贯征20钱，竹、木、茶、漆十分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