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土资源部统计，1—5月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4175起，其中滑坡2915起、崩塌927起、泥石流138起、地面塌陷142起、地裂缝32起；造成人员伤亡的地质灾害71起，13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6.11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发生数量、造成的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均增加。随着各地汛期的来临，进入5月份，全国地质灾害发生频率陡升，据统计，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3389起。
在重大自然灾害发生之后，保险公司往往成为媒体聚焦的重点之一。理赔的速度、范围以及金额都成为检验保险公司品牌“含金量”的参考因素。“从风险的角度来看，在应对自然灾害中，只有保险是远远不够的。”美国法特瑞互助保险公司全球副总裁、亚洲运营主管丹尼斯·贝斯特日前在北京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企业的整个风险就如一座冰山，商业保险只能涵盖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而深藏在水中的大部分却无法得到保障，这些包括市场份额损失、公司声誉等。由于不注重前期风险防范，往往导致一些企业在遭受重大灾害打击之后，容易陷入一蹶不振的困境。
“从风险管理来说，巨灾防损一般有三个环节，第一是风险识别，第二是风险化解降低，第三是风险转移和分摊。”丹尼斯·贝斯特表示，一般保险公司主要处理的是风险的转移和分摊，也就是所谓的剩余风险。但是如果缺乏风险管理的前面两个环节，就会导致最后的剩余风险很高；反之，如果能够重视前面两个环节，提前做好风险识别，最大限度化解、降低风险，最后再采用保险的手段来转移、分摊风险，这将使得剩余风险大大降低。
关于建立巨灾保险的呼声越发强烈，然而时至今日，仍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其中到底有何掣肘？事实上，巨灾保险作为是一种“事先准备”，它还面临着另一种救灾模式的隐性竞争。
巨灾之后，面对大范围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灾区重建的压力，我国往往采取财政紧急拨款、各界募捐的方式。它们在巨灾制度缺位的情况下起到了事实上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救济功能，这实际上和保险的理念存在相通性，而且事实证明，这种举国救灾的方式在中国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进而形成路径依赖。
朱铭来指出，虽然表面看来，全民救助有一定的优越性和合理性，但长远来看，巨灾制度的建立仍是必须的。一方面，经济存在周期性和波动性，目前中国处于政府和公民收入快速积累的阶段，灾难来临时，政府和社会有余力和意愿实施救助，一旦经济陷入衰退和低迷，就可能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况；另一方面，全民救助在救灾中可能效率很高，但在灾后就会出现剩余资金处置、管理等问题，救灾资金的运用效率受到限制，并可能滋生腐败。此外，巨灾保险制度还意味着国家可以通过发行巨灾债券、海外再保险等方式将风险分散到国际，近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出现地震、火山等灾害，巨灾保险可以凝聚全球力量共同应对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