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这座位于江西南部的古城，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壮阔画卷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连接中原与岭南、内陆与海外的关键枢纽，曾谱写过“商贾如云，货物如雨”的繁华篇章。
迅速崛起的交通枢纽
从高空俯瞰，在中国南部横亘着一片东西延绵约1000公里的南岭山脉，它隔开中原和岭南地区，也分隔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对于古人来说，这是难以逾越的天然壁垒，唐朝梅关古驿道的开凿突破了这道屏障。
唐代，全国经济快速发展，南北交往日益频繁，国家需要一条畅通的交通大动脉来保障境内货物的运输。宰相张九龄深知这条古道对南来北往和发展商旅的重要性。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奉命率工匠拓建梅关古驿道。
拓建完工后的梅关古驿道，“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连通了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大运河、长江、赣江、珠江连为一体，南北交通大为改观，南北货物交流更加便捷。北方的货物经大运河入长江，又经赣江到达赣州，再翻过梅关古驿道经南雄转入珠江到达广州，而岭南的货物则反其道而运之。梅关古驿道因能通达南北、往来便利，且大大缩短了南北路程，逐渐繁忙起来并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之一，赣州也成为南北大通道上重要的水路转运枢纽。依托这一独特区位，赣州迅速成为南北物资流转的核心节点。有史料记载，唐时，广州之波斯阿拉伯商人，北上往扬州逐利者，必取道大庾岭，再沿赣江而下，顺长江再至扬州，其中广州、洪州、扬州胡商的人数尤为众多，虔州（赣州古称）等地次之。由此可见,当时的赣州作为交通枢纽的地位还是相当突出的。
在唐代，我国还有一条从南海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叫作“广州通海夷道”。这是我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货物抵广州扬帆出海之前,大多在赣州进行中转集散，因而,赣州同样成为货物运往广州出海的重要枢纽。
盛极一时的商贸传奇
唐宋时期，赣州的商贸迎来空前繁荣，梅关古驿道也变得更加繁忙起来。
唐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勃兴，赣州成为中原货物运往广州出海的中转地和集散地。彼时，中原的丝绸、陶瓷、茶叶在此整装待发，岭南的金银、香药、犀象于此汇聚中转，而后循着水陆脉络扬帆出海。当时，赣县七里瓷器也经此线路，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一带。一时间，赣州“货物如雨，商贾如云，万足践履，冬无寒土”，经济活力空前迸发，跻身唐“开元盛世”全国四十个大州之列。
入宋以后，这一盛况更胜往昔。由于国都南迁，经新疆出境的传统西域丝绸之路受阻，中原货物运往外国改由水路，通过大运河，进入长江，然后过鄱阳湖，溯赣江而上，经章江到达大庾（今大余）。货物在赣州卸船后，经过梅关古驿道，再在南雄浈江上船，经北江、珠江出海，往南洋，转欧亚各地。《宋史漕运》中说，“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恰好印证了当时虔州（赣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与内地贯通的咽喉枢纽。
随着商贸的繁盛，赣州成为南方经济、文化的重镇。据《舆地纪胜》记载，仅天禧年间，赣州的商税便突破八万贯，数额之高远超周边州府。《宋会要辑稿》食货志显示，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虔州商税额高达51236贯333文，不仅在江西稳坐头把交椅，在全国亦能排到第 十八名。这般亮眼成绩，足见赣州商业活动之繁盛、经济活力之充沛。
宋时，得益于水运的发达以及商贸的繁荣，赣州也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造船基地和铸钱中心。史书上有“天僖末，虔州造漕船605艘，列全国第一”的记载。宋代赣州设有铸钱监，“岁铸五十万贯”可印证。
多元交融的文化纽带
丝路上的赣州不仅是物资集散的商埠，更是文化交融的驿站。南来北往的商贾旅人，带来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与文化元素，在这片土地上碰撞出独特的火花，其经济、社会、文学、艺术等达到了空前繁荣。金尼阁整理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就有不少笔墨描绘梅关古驿道昔日的繁华与壮丽，生动勾勒出多元文化共处的市井图景。
同时，赣州也是中原文化南下的重要驿站。儒家思想、礼仪制度经此传入岭南，深刻影响了岭南文化的发展轨迹；而岭南的奇风异俗、异域文化亦借此北上，为中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赣州，这座浸润着千年商韵的古城，见证了古代中国与世界的贸易盛况，也沉淀下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岁月变迁，但赣州所承载的丝路记忆，依然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等待着我们去探寻、传承与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