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行政措施不能扭曲市场信号
即使在国内、国外周期性货币因素减弱后，中国物价仍将处于一个相对温和上涨的时期。未来应尽可能用市场、法律的手段替代过去积累下来的行政措施。
下半年怎么走？面对当前复杂的形势，市场上存在一系列疑虑、困惑与纠结，对于政府调控仍然存在担忧，对于当前的转方式调结构也缺乏足够的信心。
当前中国复杂的经济形势，是大量结构性矛盾与周期性矛盾交错、重叠导致的，是大量历史问题的累积。近几年来出于宏观调控困境而无奈出台的一些行政性措施，又扭曲了市场的信号。这些措施在暂时部分解决了宏观调控问题的同时，积累了不少新问题，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结构调整，增添了新的压力。这又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才能得到妥善解决。
从经济逻辑说，针对前两年多投放的货币，即目前高达76万亿元的过度货币存量和最近物价上涨的压力，毫无疑问，理应紧缩货币。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需要的减弱、中国自身过度投资的不可持续，要追求中国经济未来持续稳定的增长，只能加快消费的增长。但是货币紧缩后，消费增速一时跟不上，不能及时填补出口与投资增速的下滑，其结果必然是经济增速的下滑。因此这时市场上产生“硬着陆”的担心和对宏观政策“转向”的期盼，也就不足为奇了。
面对这种局面，我认为，政府决策和市场要有个平和的心态和政策上的准备。本来从趋势看，中国的物价正处于一个相对温和上涨的时期。当前的中国经济即使没有美国两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没有前两年货币刺激政策的影响，自身人口优势的逐渐减弱、工资成本的逐渐提高、资源价格的改革，以及结构调整中增长动力正由可贸易行业向不可贸易行业的部分转移，会引起整体生产效率的下降，这些因素都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升。这些结构的、周期的，国外的、国内的因素，综合形成了当前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可以说，即使在国内、国外周期性货币因素减弱后，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较长时期，物价问题将始终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因此，面对未来可能持续出现的温和的物价上涨，政府需要及时出台政策，以重点帮助低收入群体确保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唯有这样，才能实现物价温和上涨时期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当前短期的调控政策要着眼于长期问题的解决，未来应尽可能用市场、法律的手段替代过去积累下来的行政措施，同时要采用多种政策工具，并防止其效应互相抵消。
(记者 罗彦整理)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货币超发才是通胀根源
通胀是流通中的货币相对于生产供给增长过多。分出诸如输入型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等类别，不但逻辑上讲不通，还可能分散治理通胀的注意力和关注点。所以，治理通胀的政策指向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坚决而稳妥地收缩货币、增加生产。
有人问：那些高得离谱的物价，难道不要管一管吗？有这样的疑问，于是治通胀就有另外一个政策指向，即管制物价。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限价、限购、说服，以及对通胀时期的涨价行为给予公众舆论方面的压力。
治理通胀的货币指向和价格指向，究竟有什么分别呢？在日常生活里，人们常常通过物价的上升才感到存在通胀。没有买家相争的行为，断无涨价的结果。买家拿什么互相竞争？就是竞相出价，也就是看谁出的钞票多。这样看，单一商品之价上升，是竞相购买、志在必得的购买力太旺；一连串商品之价上升，是竞购这一连串商品的买家们出价过高；物价总水平上涨，则是因为流通中钱的总量太多，超过了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钱多于物，其价必高。
也是说，高价背后总有钱多的影子。无论如何，离开了钱多的推动，不可能有高物价。钱多为源，才生出高价之水；钱多为本，才长出通胀之木。因此，如果仅仅大力打压高价，抑制通胀就难以期望好效果。
其实，货币推动物价高涨，从来不是“平推”——也就是说，货币供应增加一倍，不是所有物价都会上涨一倍。在货币推动下，物价会“鼓包”，即一些物价涨得飞快，另一些物价却变动平缓、甚至还有下降。通胀改变了相对价格，最后再推高物价总水平。
高价“鼓包”还有一个成因，就是借贷到手或赚到手的收入，集中于某个投资的方向。由于投资空间狭窄、从众心理流行，追涨杀跌唯恐被落下，就容易出现因投放集中而形成的高价“鼓包”。而凡决定大手“投资”却又无需对投资结果真正负责的场合，乱“投资”蔚然成风。傻钱集中导致高价“鼓包”，也不是罕见的事儿。
市场上冒出的高价，一般是需求集中，但商品与服务的供给却存在严重障碍。这些供给障碍五花八门，有的因需求过于急促而起，例如非典时期的醋和口罩，说要一起要，厂家全力开工也赶不及，加设备要等时间。有的是体制性限制，比如我们这个在国际上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无论公益用地还是商业经营用地，一律通过政府征地，指标不够，惟有把地价活活憋高。(记者 罗彦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