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务，不若他种商店有陈列货物可以任人选择，银行之货物即为服务
一元开户，零存整取、整存零取、礼券储金、教育储金、婴孩储蓄、通知存款、旅行支票……今天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然而，当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最初推出这些举措时，在中国金融史上无疑都还是创新之举，为中国人的现代社会方式提供了许多新的元素，创造了中国民营银行一个前所未有的典范。
1915年6月3日，当上海《申报》本埠新闻栏刊登这家银行前一天在宁波路9号开业的消息时，并未引起多大的关注。虽然号称10万资本(实际上没有收足，有说八万数千元，也有说七万五千元)，其中最大的股东庄得之也只有两万多元投资，总经理陈光甫名下不过区区5000元，有一部分还是朋友替他垫支的，开业时全部员工不过7个人，只是一家小规模的不起眼的银行，被叫做“小小银行”或“小上海银行”。
陈光甫之所以要给这家银行标明“商业储蓄”，就是要确立自己的经营业务范围，立志从事于发展商业、提倡储蓄，有别于农业银行 （601288 股吧,行情,资讯,主力买卖）、工业银行、土地银行、交通银行 （601328 股吧,行情,资讯,主力买卖）等。上海作为全国商业中心，经济上正在起飞，却几乎没有以“上海”冠名的新式金融机关，他想办一家既可以帮助工商业周转资金，又可以吸引一般市民安全存款的银行，所以冠以“上海”之名。
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的青年陈光甫有足够的信心，也有足够的眼光。他懂得金融的全部奥秘就是信用，信用建立在服务的基础之上，创行之初，他就立下“服务社会”作为第一行训。当时有人笑他太迂，说银行旨在图利，空言服务，哪里有利可图？不理解他志在以服务来换取社会的回报。在他看来，银行尽了为人服务的责任，使顾客对他满意，而换得分内之报酬，这是正当的利益。如果是不正当的利益，则一文也不苟取。
时间为他做了最好的证明，没过多少年，这家“小小银行”就成长为显赫的“南三行”之一，金融界的一棵参天大树，从1915年到1926年底，所获净利就达355万多元。陈光甫本人也名满中外，先是被人视为上海银行界的四大巨头之一(另外三人是张公权、李铭、钱新之)，当时有人拿“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来做比拟，后被美国人誉为“中国的摩根”，多次在蒋介石面前提及，所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才会派他与胡适一起到美国寻求借款，成功地签署著名的“桐油借款”合同，对于最终赢得抗战胜利大有贡献。
“一元即可开户”
在一次银行内部聚餐会上，陈光甫回首当年，感慨无比，这样阐述他心中的“服务之道”：
服务之道，既当为顾客力谋便利，尤当以和气为先。满面春风，殷勤招呼，顾客自乐于接近，来往既多，营业亦自可因而推广。新精神不但重在精神，即形式亦宜讲求，同人面手均应清洁，衣服亦当整齐，在顾客心理，亦每以形式尚且欠佳，安有精神可言之意，故此层亦不可不注意。
银行业务，不若他种商店有陈列货物可以任人选择，银行之货物即为服务。故我行一无所恃，可恃者乃发挥服务之精神。
所谓服务说来容易，做来实难。陈光甫深知，作为是社会服务的机关，服务就是银行的生命线，普通的商店是卖货物的，银行能卖的只有服务，所以他要求工作人员对顾客要和颜悦色，以笑脸相迎，使人一见面就生好感。否则，稍有不慎，或盛气，或慢客，都可能使顾客裹足不前，视为畏途。就算一时有误会，也不能与顾客发生争执，“银行得一顾客，目前之利益不见大，但因一人之感情可推至千万人；反之，丧失一人之感情，其害亦可推至千万人。”
服务社会在陈光甫这里有许多具体的表述，从创行之际他就要求员工不辞烦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为、从小处做起、时时想新办法。他本人以总经理兼营业，拉存款，跑企业，做放款，晚上还要给员工上课。
当他推出“一元即可开户”，吸收小额储户，有开钱庄的为了讥讽他的做法，专门派人来刁难，拿100元要开100个存折，即使如此他也要求不嫌其烦。没有几年，各银行纷纷仿效他们的做法，一元开户成了通常的惯例。
当银行业务蒸蒸日上，广受社会赞誉的时候，银行上下也能始终保持清醒，不骄傲，不虚荣。1926年1月陈光甫收到属下给他的回信：“营业贵在计算成本，不贪其多，须求实在，不务其高大，须计其合算。……诚如来示所述，须务求其实，勿负虚名，乃为确切不移之定论也。”陈光甫在上面批了四个字：“此乃至论”。
许多细节都能体现他的务实作风。有一次，他在美国，到一家银行办事，看到银行大楼气派十足、富丽堂皇，大有令人望而生畏之感。所以，他在上海建造自己的银行大楼时，特别注意外观的朴素，两层以上都用清水红砖墙面，并有意将宽大的正门封闭，出入一律改走边门。在各地设分行、支行，大门也都开得比一般的银行小，通常是一米多宽，看上去如同一家普通商号。他的想法是，银行如果搞得太阔气，小额储户可能就不敢上门了。
他有个看法，顾客的生意，无论大小，从百元乃至一元，都不能轻看。因为顾客光顾的本身就该感谢，就算没有一元钱的生意，也要热忱款待。对于营业不必急于近利，最要紧的使上门的顾客感受到热闹的气氛。顾客心理往往是喜欢去热闹的地方。“热闹之肆，必为人所信用，不可因徒劳无利，而存嫌恨之心。”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洞见，不仅是银行业，对所有服务业都是适用的。
“皮鞋太多”
当然，陈光甫并非只着眼于小额储户，对于大客户同样用力争取。上海银行初创之时，因为办事人员多穿西装，有人讥讽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皮鞋太多”，意思是这样奢侈，开支太大，不容易办好。他们不明白上海银行就是要这些西装皮鞋的职员去和外国人打交道，吸收存款，拓展业务。
1922年9月陈光甫给下属的信中把目标不仅瞄准了美孚、英美、亚细亚这些大企业，而且还瞄准了西方人掌握的海关、盐政、邮政这些机关。1925年11月他在上海《银行周报》发表文章，公开反对汇丰银行垄断关款，主张关款由华商银行收存、结汇。为了争取外企的业务，不惜低价承做美孚【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汇款，哪怕一时亏损也做，还给予特别的便利，各处分行对于美孚、英美交款，即使过了办公时间或休假时期，也特别通融，照收不误。
长远而言，却大有收获。美孚火油广销中国各地，上海银行在1924年有关分支行承做美孚油公司汇款情况的报告中分析，除了大宗汇兑等具体利益外，还有一项：“因美孚汇款而发生之利益，代收美孚款项，能加增顾客之接近及信用，或竞因汇款生意而得与我行发生他种关系，如汇款户头而变成存款户头是也。似此则美孚汇款不啻为我加添一种广告也。”德士古洋油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花旗烟公司的汇款业务也都交给他们。有些业务外商银行不屑做，其它华商银行不敢做，他们却不嫌繁琐，大胆尝试，如美孚、德士古等企业要求将它们每月付款后的支票退回，以供核对。按惯例，支票是存户提款的原始凭据，不能退回，他们却答应下来。
至于本国企业包括出版印刷业的龙头商务印书馆等也都愿意到这里存款。1918年7月，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的高凤池给陈光甫信中说，一个月前，商务印书馆在这里存银3万两，又要再存1.5万两，以半年为期。1919年3月又有一笔4万两规银(通行于上海的一种作为记账单位的虚银名目)要作为通知存款。
与外商银行的竞争曾为陈光甫赢得了声誉。有老员工回忆，当时的国外汇兑，因为各银行都没有外汇，进口商要用外汇，就委托银行去找，银行则交给掮客去办。外商银行一向瞧不起华商银行，上海银行经营的国外汇兑业务渐有发展之后，触怒了最有势力的卖加利银行。卖加利银行向掮客宣布不接受上海银行的外汇合同，同时致函上海银行申明对他们的合同不交换，明白表示上海银行不够资格。陈光甫没有被卖加利的咄咄逼人吓住，他致函外商公会，申明上海银行业不接受卖加利的外汇合同。中外银行为之震惊。结果，卖加利同意两行合同互相交换。
服务社会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发展过程中，与钱庄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很长的时间都受到钱庄的排挤，为了应对这种竞争，银行从开办时就引用钱庄出身的工作人员，工作中重视实际调查，到后来专门设立调查部，类似于经济研究所性质，不仅进行信用调查，同时进行经济调查，后者看似与银行业务没有直接关系。这是老式钱庄所不能想象的。调查部对于市场变化、外汇涨落、进出口贸易，米、棉、糖、纱、布、煤、小麦等主要商品的产销情况，经济政策的走向都要做调查研究，并定期编印《金融商情通报》，供员工参考。对于许多并无业务往来的大企业，也都悄悄搜集材料，进行分析，细到每年盈亏情况、经营管理的作风，乃至企业家个人的性格，做到心中有数。
因为银行不仅要吸收存款，而且要放款。陈光甫在创行之初，就清楚表达了扶助工商业的志愿，以后倡导以押汇为主的商业放款和有抵押的工业营运放款，南通张謇的大生集团、无锡荣家的面粉和纺织企业以及中国水泥公司、启新洋灰公司都是他们的放款对象。放款不能盲目，放款之后也要跟踪，调查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1934年，实业家范旭东为了在南京创办一家大型的硫酸厂，需要巨额投资，托人向陈光甫求助。陈光甫与范旭东虽无渊源，但很佩服范的毅力，很快决定与金城银行各出75万元购买永利公司的股票，然后由中国、金城、浙江兴业、上海四大银行给范先生550万元的透支额，等厂基奠定，再发行公司债550万元，分8年还清。此举促成了亚洲第一大厂的建成。
有一度，陈光甫也思考过如何为农民服务，因为当时的中国主要还是一个农业社会，曾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商妥，由他们供给款项，通过金陵大学在乡村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转贷给农民，由此入手，寻找将来直接为农村服务的机会。1933年陈光甫创办的《海光》月刊发表过他们的农业贷款合作部计划大纲。这块业务还在摸索阶段，并没有大规模地展开。
陈光甫说银行是辅助社会，不是剥削社会。清末票号交接官府，曾经声势显赫，为什么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清政府的垮台而迅速衰亡？原因无他，就是平时不为商不为民着想，对社会没有特殊贡献，天演淘汰，势所难免。1927年，政局变幻，武汉政府命令集中现金，停兑钞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在这前后收到的存款约五六百万，为了确保信用，他坚持以现金支付，停兑令之前存入的一律付现金，停兑令之后存入的也各按存款日的市价支付。如此一来，多付出了200多万现金，却赢得了武汉人的信赖。1931年9月20日起，因谣传上海银行汉口分行受水灾影响损失了800多万，上海总行发生提存风潮，存款总数大约一个多亿。南京到24日也受到谣传的影响，发生提存风潮。因为镇定应付，即使26日是中秋节，27日是星期天也照常开门全天营业，无论活期定期都不加限制，定期未满的也一律支付。到29日风潮平息，上海共减少存款440多万元，南京330多万元。后来据中国征信所调查，是一家织造内衣的工厂散布的谣言，恰好又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天。
在银行之外，陈光甫创立了影响很大却并不盈利的中国旅行社，遍及全国各地包括许多名胜风景区，还办有印刷精美的《旅行》杂志。他向员工解释，旅行社是银行的先锋队，“本行欲往某地发展，先在某地办旅行社，取得社会一部同情后再设银行”，其中的奥妙，当时很少有人理解。
陈光甫说，“服务社会，第一不可自满。而读新书尤为消除骄傲自私心理的要着。”所以，他经常要求员工多读书，不要与时代脱节。他本人读书不辍，每星期至少有三个上午请人来讲解中外历史哲学等，每周六下午还要请人来讲国外书刊上的经济金融文章。银行不仅办有《海光》月刊，而且在上海建立了“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从国外进口图书，供员工阅读，同时向社会免费开放。
(作者为近代史学者，现居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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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甫懂得金融的全部奥秘就是信用，信用建立在服务的基础之上，创行之初，他就立下“服务社会”作为第一行训
